王明珂：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中国人，无疑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族群华夏历史手机版。除了居住在中国大陆的12亿多人外，在全世界还有数千万人被认为，或自认为是华人或中国人。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国人？这问题不仅困扰着许多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甚至也困扰着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人。
在美国，两代之间对于中国认同的差距，经常是华裔家庭的梦魇华夏历史手机版。许多年长的华人始终难以明白，为何他们的子女能否认自己是“华人”。在东南亚，虽然常受挫于自己的华裔身份，许多家庭坚持华人认同已有数百年历史。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如此？对此最激烈的争辩，或者说“中国人的定义”受到最严厉的挑战，可能发生在近十年来的台湾。
在本书中，我将诠释“什么是中国人”华夏历史手机版。但我的野心是建立一个族群理论，来诠释一般性的人类族群现象。基于对族群现象的了解，我相信一个族群理论如果能回答“我们是谁”，这一定是个有问题的理论。事实上，现代族群理论希望解答的问题是：“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因此，我希望透过对“中国人”这个族群现象及其本质的认识，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人们宣称自己是中国人为何又有认同矛盾或认同变迁？
溯源研究——中国人的起源
研究中国人的本质，在传统上可由许多方面着手华夏历史手机版。在当代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研究方面，体质人类学家研究现代中国人的体质，语言学家研究中国各地方言，而社会人类学家也在许多典型的中国聚落中作研究。这些研究，事实上已假定研究对象是“中国人”，因此它们只是描述“中国人”，而并没有回答“为何他们是中国人”这样的问题。
另一些学者热衷于“历史溯源”的研究，他们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深入了解中国人华夏历史手机版。所谓“从根本上”，就是溯其本源；认为探明了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本源，就解答了“什么是中国人”。因此，许多语言学者、体质人类学者、考古学者、历史学者，由中国人的某些语言、体质、文化特征，以及历史文献中的蛛丝马迹，尽量往前追溯。希望由了解中国人的“起源”，来诠释中国人的本质。
由于学科的特殊性质，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对“民族溯源”研究最感兴趣，也因此有丰硕的成绩，受到一般人的重视华夏历史手机版。但是，这并不表示学者在此已达成客观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历史学界，在溯源研究取向下，有华夏起源于黄河流域，其始祖为黄帝的古典一源说；有傅斯年先生所主张的“夷夏东西二源说”；有徐旭生与其他学者所提出，古代三或四民族集团由互动而凝聚为华夏的多源说。除了这些本土起源学说外，还有主张华夏民族来自中国之外的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流行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西来说”。当时不仅流行于国外学界，就是在中国，也有许多一流学者附和此说。
在历史学家关于华夏起源的研究中，考古学原被引来当作“二重证据”，后来因为考古学家有“实物的证据”以及“科学的方法”，逐渐历史学家对于黄帝、神农、尧、舜失去信心，而考古学者成了讨论这问题的主流华夏历史手机版。在考古学上，虽然有些学者探讨中国民族的源流，有些研究中国文化的源流，但对许多学者而言，这两者并没有多少差别；因为他们将一个民族等同于一个文化。近40年来“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有丰盛的成绩，但考古学者在这方面仍是众说纷纭。20世纪60～70年代流行的是黄河流域中心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的是多源头说。张光直先生近年所提出的多中心互动说，可说是将多元起源说又做更进一步的发挥与精致化。同时，基于各种考古学证据的西来说仍然偶尔被提出来。
无论是历史或是考古学对华夏的溯源研究，都有一些基本假设华夏历史手机版。首先，溯源论者似乎认为，民族是一有共同体质、语言、文化特征的人群。该人群在历史上繁衍、迁徙，而成为占有一定时空的民族。因此，华夏的子孙永为华夏；溯其本源可知其流裔。其次，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留下许多遗存，包括人类遗骸与他们制作的文献与文物；根据这些资料所显示的体质、文化、语言特征，可追溯这民族的源头。
这些对于民族的基本假设，都是似是而非的华夏历史手机版。首先，从当今世界各民族现况来看，我们知道共同的体质、语言、文化特征，并不是构成一个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也非构成它们的充分条件。譬如，以语言来说，世界上许多民族都不只说一种语言；相反的，说同样语言的，并不一定是同一民族。因此，我们怎能以语言，或其他客观的体质与文化特征，来追溯一个民族的源头？其次，每个人的父亲都有他的父亲；族群溯源显然是毫无止境的。目前考古学家将华夏的源头溯至仰韶文化，那是因为他们对仰韶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甚至中石器时代的考古所知甚少。只要有足够的资料，事实上这种建立在器物学上的族群溯源，可以远推至百万年之前。这样，对于了解一个族群究竟有何意义？
更值得注意的，根据文献或文物来追溯一个民族的源头，我们经常会陷入古人的“谎言”之中华夏历史手机版。譬如，我们以春秋吴国王室的族源为例，如果一些东南“蛮夷之邦”的领导家族在华夏化的过程中希望被认为是华夏之裔，或是华夏认为这些不像蛮夷的人“应该”是华夏之裔，那么，他们可能共同在华夏的历史记忆中，假借或创造出吴国王室原为华夏的记忆。并且，在认为自己是华夏之裔时，吴国王室贵族可能在礼仪、器物上也模仿华夏风格。于是，我们便有了文献与考古器物“二重证据”来证明吴国王室原是华夏后裔。一群人对于自身起源的记忆，经常受到现实中的期望、忧惧影响而改变、扭曲，这是民族溯源研究经常遭遇的危险。
最后，不仅古人难以客观地记忆其族源，当代的研究者在研究本民族或他民族的族源时，也难以客观地选材与分析华夏历史手机版。也就是说，民族溯源研究最大的障碍，来自于研究者自身的族群认同与认同危机所导致的偏见。这种偏见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起源”对于古人，以及对于当代研究者本身，都同样的重要。在本书中，我将分析这种偏见的由来，及其在族群认同上的意义。